第六章　管子

第一节 管子之身世及时代 管子名夷吾，字仲，齐国颍上人。 [1] 少贫贱，与鲍叔友善。“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2]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3] 相桓公历十四年而卒， [4] 齐政遂衰。史传虽未明言其著书，然司马迁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又谓“其书世多有之” [5] ；是汉时确有管子之书。晋唐以来，学者多疑《管子》非仲作，而认其全部或部分系出后人之纂集，伪托或附益。 [6] 按《管子》出于纂集，固已成为定论。然吾人不可据此而即谓其内容与夷吾丝毫无涉。盖细绎全书所含之政治思想颇多针对春秋之历史背景， [7] 与商韩诸子之以战国为背景者，有重要之区别。故其执笔者或有六国时人，其立论或参入专制天下前夕之观念，而其思想之大体或非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所能有。抑又有进者，时贤或谓法治思想乃战国末年之产物，非管子所能有，因而断定《管子》纯出伪托。 [8] 殊不知《管子》书中虽主法治，而其观点及内容均与申不害、公孙鞅、韩非、李斯诸家不尽相同。以商韩之标准衡之，管氏法治恐不免“大醇小疵”之叹。《汉书·艺文志》列之“道家”，《隋书》始改列“法家”之首。观分类之不一，亦可想见其内容之不纯。吾人如谓《管子》为商韩学术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