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与失窃

在一个地方住得相当长久后，一跑到另一个地方实在不方便。中国人安土重迁，对于乡土的观念很浓厚，除非万不得已，他们老是懒得搬家。可是自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大城相继沦陷，人口播迁，流离转徙，这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 在七七事变那年的暑假，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荣任教育部次长，他在北大经济史的课程约我代替，我考虑接受。中法大学请我兼课的聘书已经寄来。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约我长期翻译经济史名著，每月有固定的报酬。先室郑侃嬨女士一面为上海《申报》编辑《通俗读物周刊》，一面和顾颉刚先生合作，准备替上海某书局编辑高中历史教科书。夫妇两人可安坐北京图书馆读书写作，而衣食可确保无忧，这是我们在北京苦读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获。 可是这种读书写作的理想生活，给卢沟桥的炮声打得粉碎了。 记得我们从北京逃难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在环球旅店暂住。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半山去找许地山先生，人生路不熟，短短一段路程，走得满头大汗。我看准门牌的号码，在大门外按一按电铃，里边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出来开门。他一见我的衣衫褴褛的样子，很天真地说了一声：“又是难民来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冷了半截。幸亏我转身出来的时候，遇着许太太，她很和蔼地把她的丈夫的办公处告诉我。我按图索骥地找到许先生，大家畅谈甚欢。以后我在香港的几年间，曾得到他不少的鼓励和帮忙。 第三天我又跑到两三个地方去看熟人，道三不着两，得不到要领。这时候，我深刻地领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