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逃难

当香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九龙启德机场突然来两架飞机，一般对抗战的重庆政府寄予无限的期望的同胞，暗中感到莫大的安慰。谁料飞机匆匆飞来，匆匆飞去，里边所载的贵宾，不是折冲樽俎的外交专家，不是笔下横扫万军的文化斗士，不是百战沙场的军事将领，而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眷属、副官，最后连十八只哈巴狗也运走了。这件事情在大后方，尤其昆明，曾发生巨大的风波，给反对政府的人们以最好的资料，但是，当时在炮火下的香港的我们并不十分明了。直至炮声停止后两星期，我才从流落于九龙的二三政要的口述中略知一二。 日军开进香港，隔夜之间，忠奸立见。跟抗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人，十九都潜伏于家里，或者搬到亲戚朋友家里去避难。但其中也有极小部分的人却弹冠相庆，认为他们的机会已到，假如不趁这时期发一笔横财，这未免辜负他们期待半生的机会。 那时跟日本工作的人员，手臂上都挂着一条白布，布上盖着日本军部的图章。有一天，我有个旧同事跑到我的家里，他的手臂上也挂着一条白布，一望而知他是和日本有关的人物。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要走须马上走，否则须替日本工作。接着，他告诉我说，日本要在香港设立“东亚文化协会”，凡是参加过抗日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投诚。他说话时，意气洋洋，颇有自得的样子。我只有听的分，没有说的分。等他走后，我赶紧跑到铜锣湾去跟罗牧兄商量善后的办法。我主张去重庆，他主张去越南。论政治的关系及抗战的意义，越南不如重庆；论生活的安定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