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岭南大学

岭南和中大，协和与厦大，都算是华南的文化堡垒。若论历史的悠久，岭南似乎算是老大哥。 记得我在霞浦汉英中学的时代，学校曾用《英文津逮》（The Mastery of English）做课本。这本书是广州岭南学校的教员编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岭南的名字。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向外发展，不愿长久住在家乡，所以岭南的名字，像厦门大学的名字一样，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坎里。 环境的困难，不能让我说走就走；等到机会来时，我已经决心北上，没有工夫南下了。 谁料我少时没有能力去求学的岭南，到了15年之后，倒让我有教书的机会呢。 1938年秋，我正在香港担任“国际通讯社”的职务，燕大旧友陈玉符兄特到舍下来谈天。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所以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他不久要往内地，他在岭南的课程须找人接任。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帮他的忙。言辞恳挚，却之不恭。他约定时间，让我跟庄泽宣先生晤面。庄先生是岭南文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文化界的先进。他对于我在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关于经济史及国际问题的论文备致嘉许。在他及玉符兄的怂恿下，我便答应负起教学的重任。当时我心里的感觉，宛若英国的大史家伊顿勋爵（Lord Acton）的接受剑桥大学的聘任，因为伊顿年轻时想进剑桥大学读书而没有机会，可是到了壮年后，他却被剑桥聘为史学教授；所不同的是，剑桥所出版的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代史四十册辉煌的巨著，都是由他及其高足设计编辑成功；而我对于岭南却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