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上流人》[1]

《戏剧评论》·李健吾
在《阿耳丹》那出悲剧,我们看见商人已经在文学里面获得地位,成了一出戏的主角,不光是放债给贵人,像《威尼斯商人》的怨毒的谢劳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到现在也治不了的贪心太重。本来也难怪他们,他们的职业是赚钱。多多益善,赚到后来,良心黑了,就连性命也舍在里面。在英国是这样子,在法国也是这样子。在十六世纪是这样子,进了十七世纪以后,就更是这样子了。这些无权无势的商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凑成一个阶级,中产阶级,还拥有一个无上的武器,就是钱。原来在贵族之门奔走,低声下气,承颜欢笑,为儿女寻衣觅食,忽然不知道怎么一下子,那些趾高气扬的王公大人就都穷了,人穷志短,老着脸皮向那些没有身份的商人伸手借钱。仗把贵人们打穷了,佃农和中国的佃农一样破了产,原来靠着地主这个身份在宫殿摆架子,熬到后来,地里一文进项没有,架子非摆不可,既得权益非享不可,于是一付无赖相,败家子相,就是他们的主子(那些享优处尊的帝王) 看到眼里,也只有叹一口气了账。 然而这个空架子,好像琉璃球儿发亮,乡下女人直想弄来一付充耳坠子,眼睛雪亮的莫里哀在这中间看到了喜剧。人是没有满足的。此山望去那山高。贵人没有钱,到底还是贵人。他们开始在崩溃,然而在十七世纪,也才是开始啊。做为一个阶级来看,祖先的荣誉还在,制度的尊严还在,习惯的文雅还在,心理的优越还在。他们是所谓上流人,穷则穷,头衔总是耀眼的。商人阔则阔,缺少身份保证他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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