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逃难了
《回首四十年》·连士升
在南京住了六个月,实在可以说是百无聊赖,人家兴高采烈地忙着做官,自己却穷到没有立锥之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除自己怨恨生辰八字有些问题外,还有什么话好说。 南京的公务员约有十万人,这十万人中,真正有钱的不到一千人(1%),小康之家的不到一万人(十分之一),其余89%的公务员都可以说是过不去。生活既然这么困难,吃饭没有份儿,挨打有份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做公务员呢? 在传统上,中国人多数是走楚霸王的路线,即“读书不成去学剑”,读书成功的做文官,读书不成功的做武官。“书”和“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但是目标却很一致——做官。做了官后,高明的人可以扬名声,显父母,为宗族交游光宠;无赖的人也可以刮地皮,套外汇,把国库化为私囊。这话也许扯得太远,我们不妨再说得明白些。在战前,普通的公务员,发财虽然没有希望,但一日三餐确保无忧,反正在产业落后的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很窄,只要生活可以解决,其他问题也管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天性喜欢因循,非万不得已,不想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所以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公务员的数目仍是有增无减。还有一层,政府为羁縻人心起见,在抗战时间曾增加许多骈枝的机关,以便安插各党各派九流三教的人物。因此,许多机关多是叠床架屋,只求敷衍人事,不问行政效率。这种权宜的办法,在抗战的鲜明的旗帜下,一切缺点都可以掩盖得住。到了战后,所有破绽好像百孔千疮一样,完全暴露出来了。 老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