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新樂府之極盛

新樂府之發展，至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下邽）而臻極盛。且標揭旗幟，大事宣傳；一反韓派詩人之作風，避艱深而就平實，使詩歌復趨於“社會民衆化”。斯固上承元、杜、張、王之系統，更從而擴大之者也。 白氏對於此事之主張，謂“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又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同上）知聲音之道感人深，故欲利用詩歌以改良社會；而又明定義例，以求收效之宏；故其言曰：“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其詩側重寫實，而以通俗爲主，故有“老嫗皆解”之稱。其流傳之廣，則元稹所稱：“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長慶集序》）其能深入人心坎，而引起共鳴，蓋自有詩人以來，無出其右者。 稹與居易交誼最深，鼓吹作新樂府亦最力；而其動機則在目擊當時社會情況，藩鎮割據，擅作威福，思欲發之（詳見《叙詩寄樂天書》）。又受杜甫歌行之影響，謂“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樂府古題序》）。以二人之鼓吹，而詩格爲之大變，所謂“嘲風雪，弄花草”之作，漸爲社會所唾遺；詩歌與社會人生，始發生密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