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排佛斗争的胜利和儒佛融合的成功

宋学进入繁荣期以后，儒者在对待佛学的态度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知识分子嗜读佛典蔚为风气，二是从一般的反对佛教转向从学术上对释氏进行批判，三是大规模吸取佛学以改造和充实儒学。三者并始于此时。作为这三大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前章重点论述过的宋学发展史上在庆历、嘉祐之交发生的划时代变化：从义理之学到性理之学。 《华严原人论·序》。 前面还说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徒从学术上傲视传统儒学，最得意的资本便是心性义理之学。有关议论见于佛徒者如活动年代与韩愈（768—824）相仿的华严宗五祖宗密（780—841），他一方面承认“孔、老、释迦皆是至圣” ，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宣称： 同上。 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 这种情况到了北宋仁宗时代仍是如此。如年代与欧阳修同时的僧契嵩用以抵制当时排佛锋芒的便是： 《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言外之意也便是儒家之学长于治世，短于治心；欲治心者，非佛不可。对于这一挑战，如前所述，当时居于宋学首席地位的欧阳修是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复的。 曾几何时，到了王安石、张载、二程的时代，心性义理再也不是佛者的专利，而反过来成为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