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君子、小人和义利之辨

“理学”作为11世纪儒学复兴的产物，在近世被弄得玄之又玄。通过上节粗略的介绍，可知所谓理、欲问题，本是性情之辨这一传统题目的延伸和再起，而所谓理学，实质上也就是性学，或者说性学的延续，并没有什么特别玄乎的内容。本节还将证明，宋学家关于心性义理的种种歧义和纷争，也不是故作高深的玄谈，而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价值意识的理论基础。 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之初，本与孟子的仁政学说和荀子的法治主张密切相关。人皆有为善之心，乃推行仁政之群众基础；人皆有为恶之念，故为天下者必绳以法。此不待言而后明。事实上汉代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指导修身养性的学问，另一方面却又是董、扬两人观察世界、据以划分社会群体的伦理标准。如董仲舒论“王道”之“大本”，即由性善情恶论出发“别上下之争”，其言曰： 《汉书·董仲舒传》，录《贤良对策三》。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谓之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谓之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西汉）扬雄：《法言·修身》。 扬雄即由性善恶混论推导出“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社会群体之两极， 复以此为基础，将世人判为众人、贤人、圣人凡三等。即所谓三好、三检、三门。 （西汉）扬雄：《法言·修身》。 天下有三好，众人好己从，贤人好己正，圣人好己师。天下有三检，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