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学精神

《北宋文化史述论》·陈植锷
一 议论精神 《范文正公集》,卷一。 《居士集》,卷二。 讲到宋学精神,首先想起的自然是议论。前章所引“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之语,当然是对北宋一部分脱离实际的士大夫空谈误国的讥评,但“议论”二字,确实道着了宋代知识分子治国和从政的基本特点。喜欢议论,从政治上讲,是知识分子参与意识踊跃的表现。如范仲淹作《灵乌赋》,即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豪言;欧阳修《镇阳读书》诗,则有“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之壮语。从学术上讲,议论便是讲求义理的基本手段。王安石门人陈祥道著《论语详解》开门见山便是: 言理则谓之论,言义则谓之议。 义理、议论两词交叉成文,互藏其义。后世评价汉宋两学之得失,如元代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亦云:“训诂者,或至于穿凿;议论者,或至于高远。”此处“议论”一词,指的也是与汉唐训诂之学相对的义理之学,在同一文中,郝经把它称为“议论之学”,可知在他看来,“义理之学”也就是“议论之学”。 义理之学作为一种偏重理论阐释和主观判断的学问,也表现在它所采取的著述形式主要是一些便于议论的文体,如论文、书信、语录、口义、讲义等等,而与传统的经传之作明显有别。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与王庠书》。 《栾城集》,卷三十七,《言科场事状》。 《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第585页。 论文作为普遍采用的体裁,本是北宋古文运动和科举改革的产物,宋学家正好接了过去,用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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