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举改革和宋学的演进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四章中分析两汉经学自武帝时开始进入极盛时代的社会原因时，归结为如下两条： 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 这第一条相当于后世的科举取士，第二条学校教育作为儒学传授的主要形式也为后世所继承。 关于北宋科举制度对儒学复兴和宋学开创的推动，前节论“取士不问家世”时已有所涉及。所谓科举，从形式上讲，它同台谏一样，是政治制度之一种，但从内容上讲，它自身又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这里即侧重后一方面讲。分清科举的这两层意义十分重要。因为科举作为一种取士制度，隋唐之际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在北宋之前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它就不能导致儒学的繁荣呢？即以有宋而论，建国伊始即已开科取士，缘何至仁宗初年才有宋学之勃起？可知作为一种制度的科举取士和作为一种文化的科举考试，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所起作用的轻重大不相同。 《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宫仪》。 通过考试决定取舍，不独科举为然，据《后汉书·左雄传》，汉代选官录用之前也是要考一下的，考试的办法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所谓家法，即经学的师承和派系，具体要求，也就是“经明行修，能任博士” 。班固《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