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1]

安诺德 (M. Arnold) 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 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 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 (Newman) 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 (W.Cowper) 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据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