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演变[1]
《中国文学评论》·李健吾
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魔难。我说少壮诗人,因为第一,新诗一直没有征服旧的传统,而且恐怕还有些人降了过去 (其实不足为忧); 同时第二,诗本来也就永久属于青春。我不是有意用这两个古老的名词,形式和内容,证明新诗落后。不然; 正相反。站在客观而又亲切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最初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这里有两种倾向: 第一,废除整齐的韵律,尽量采用语言自然的节奏,然而因为都是半路出家,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模拟; 第二,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旧日的典故词藻,因而染有传统的色彩。一句话,人是半旧不新,自然也就诗如其人。他们要解放,然而寻不见形式,只好回到过去寻觅,于是,曲、词、歌谣,甚至于白乐天的诗,都成为他们眼前的典式。 他们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 然而就诗言诗,他们的功绩只有一点。最引后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坏。 也正是这一点,在他们是功绩,后来者有一部分 (最有势力的一部分) 却视为遗憾。这就是徐志摩领导的“诗刊”运动。他有旧学做根基,然而他用外国的形式为依据。他要诗回到音乐,因为诗是音乐的。从这一点来看,在接受之中,他们把前期的运动加以修正。一方面这属于反动,一方面这又继承前人,用外国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在某一意义上,这是一种思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