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城记》谈起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综述明清小说的趋势，从小说是人类社会的反映谈起，接着举了三个例，全句是： 在中国君主专政的清代所产生的《红楼梦》与法国民主时代产生的《双城记》绝不相同，…… 我们知道《双城记》是狄更斯一八五九年的作品，背景是一七八九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书和历史相距六十余年。说是那时代的出产，事实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绝小的错误，同时我所要说的，倒是另外一个过节。 囫囵吞枣是我们目下的通病; 流行名词的堆积也成了渊博的佐证。比如一件作品，我们往往加重社会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一切的成就。这并没有错，可惜中途遗失了许多。说某一时代某书的背景，没有问题; 因之说是某一时代的出产，便须斟酌。《双城记》的根据是法国大革命，然而不是当时的出产。旁征博引，因而弄错了事实，并不足怪，怪在“所产生”的字眼，说实话，这有些抹杀被征引的作者。 但是我另外想起一件事来。我在巴黎遇见一位朋友，从前研究中国文学，很写了些吃力的书籍，我以为他到海外搜集材料，没有想到他摈弃了过去的功绩，专门攻读某种主义。索性从此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人类的幸福也罢了，我却怕他满装了一肚子主义，回头再来审定我们的文学。不怕别的，却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他的青睐。 这全小焉者也，重要是态度。一本书或许无色，或许有色，我们读者却应该永久无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艺术品无所谓态度，从人类的文物凝练出来，能够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