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1]

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一件将军的铠甲只是铠甲，并不是将军： 剥掉铠甲，将军照样呼吸。杀掉将军，铠甲依旧存在。这不是一个妥当的比喻。如若“陀斯妥夫斯基往往是被当做好像没穿制服的将军”，并不妨害陀氏之为伟大。[2]所以铠甲不是形式，而是辞藻。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其当，增加美丽; 否则过犹不及，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他或许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这只是他整个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评家唯恐冒昧，轻易不敢把这叫做“偏”，而另寻别的字样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 (由一个全人格产生出来的作品) 根据着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谐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样一个犄角观察; 是客观的，然而有他性情为依据; 是主观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来驾驭。而完成又有待乎选择或者取舍; 换而言之，技巧。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 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 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一致。 因为思想或者背景的同异，读者可以否认某些材料的使用，然而绝对没有权利抹杀它们的存在。 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 (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