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底三篇行狀

傳叙文學到了宋代文人手裡，和在唐代文人手裡，大致相同。他們不愛作傳，歐陽修集中止有《桑懌傳》一篇，蘇軾集中止有《陳公弼傳》、《方山子傳》、《率子廉傳》三篇。他們所作的是神道碑、墓誌銘一類的文字，當然不是傳叙文學的正宗，已見上文。就在這些著作裡面，像韓愈那樣生氣勃勃的文字，也不多見。歐陽修《瀧岡阡表》寫他底父親“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王安石《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寫許元“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在當時作品中都算不可多得，但是止能給我們一些個性底輪廓。在古文家言簡意賅、抑揚頓挫的筆觸下面，埋没了無數特立獨行的個人。 古文家的筆觸，常常要求簡略，歐陽修底《新五代史》便是一個實例，他作碑銘的時候也是一樣。《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在歐集中是第一重要著述，亦止得二千字。碑言“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這是一種鮮明的主張，但是行己臨事、世次官爵都可略去，那麽縱使碑中看到天下國家之大事，却不輕易看到范文正公底特性。修《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稱“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報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石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亦可證。 文人著作，常有强人就我的習氣，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