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注》引用的傳叙

史籍底盛行，經過整個的漢朝，傳叙文學底發達，比較遲缓，大約在西漢末年開始萌芽，一直到漢魏之交，纔有著名的篇幅。《隋書·經籍志》説：“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諸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虚誕怪妄之説。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志中稱劉向諸書，率爾而作，當然是適當的批评。其下便直指後漢以來，許多傳叙總集，帶着濃厚的地方色采的原因，這確是中國傳叙文學特有的性質。 《隋書·經籍志》記載着不少的後漢以來的傳叙目録，但是并不完備，而且比較地注重傳叙總集，而没有注意到单篇的傳叙。關於這一點，幸虧有裴松之底《三國志注》，總算彌補了缺憾。陳壽《三國志》作於西晉，裴松之注作於劉宋，所以漢末直至西晉的傳叙文學，有許多都收在裡面。至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載漢晉雜傳未經裴松之引用的，當然還有。我們止是舉出這一個時期中傳叙文學底大概，關于目録底事，無須羅列。 《三國志注》引用的最古的傳叙總集，便是《三輔決録》，漢太僕趙岐撰，晉摯虞注，後來唐人作《隋書·經籍志》的時候，也推爲最前的作品。《三輔決録》狠簡單，到了摯虞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