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漂泊西南（一）·从北平到重庆

我们一家搬出了清华园新南院以后，本打算等到交通恢复，便尽早离开敌军占领下的北平。不料进城不久长女庆华突然染了痢疾。幸好城内秩序甚好，医院照常诊视并收容住院的病人。庆华经首善医院的医师一个多月的治疗，方才痊愈。那时清华大学的同人多半已经先后南行，只有少数，因为不同的缘故，决定暂时或长期留在北平。例如俞平伯，因为他的父亲陛青先生年高多病，只好留平照料。钱稻荪久居日本，精通日文，深信日本人“大有办法”，不但自己不走，还苦口劝人不走。我蛰居沦陷了的北平，虽然感到苦闷，但也不是没有排遣的方法。在一所两进的房屋中，贺麟先生（北大教授）一家住后进的全院，熊十力先生只身住前进里的一间书房，我们一家五个人带着女仆张妈和厨役老王住前进的其余部分。我趁熊、贺两位闲暇的时候去向他们请教。贺先生是西洋唯心论哲学的专家。黑格尔一派的思想，我也略知一二。谈论问题时我们的意见远不至于正面冲突。熊先生精通佛学，我于此道却是门外汉。有一次他坚定地说，西洋哲学和科学都缺乏妙义，没有研讨的价值。我说，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的价值如何，有待兼通两者而具有“善知”的人来做公允正确的估量。照我外行人的臆测，两者各有其独到偏至之处。东海西海，各有“圣人”。其心其理，不必径同。但是否此尊而彼卑，此长而彼短，似乎未可遽下断语。至于科学，也未必毫无足道。朱子“格物致知”的思想，显然带着西洋科学思想的意味。宋明儒者不曾致力去探寻“即物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