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是亦为政（一）·谈教育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立志不做“官”，专求“学”。这个志愿我始终不曾放弃。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来临。但从长考虑之后，我决定保持我二十年来的志愿。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全体大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便应付非常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这个机构到三十五年才决议撤销。）张岳军先生决定延揽若干学者以充实委员会的人事。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逖生和王化成两兄应邀就任参事。我也在被邀之列，由吴国桢写信给我，转达张先生的盛意。我回信请他代我婉谢之后，国桢又来信说，张先生想和我见面谈谈，纵然我决意不就。我应约到重庆之后，蒋廷黻兄留我在他的官邸下榻。（他那时已与原配夫人唐玉瑞女士失和，单身住在官邸。）除了畅话教育学术工作现状以外，他把行都许多“政情”讲给我听。他对我谨守“教育岗位”的志愿表示同情了解。张先生约我在他的官邸中餐，长谈了两小时。他虚怀下问，态度恳切而殷勤，令我十分钦佩感激。回到成都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托国桢再度替我陈情。生平唯一从政的机会于是放过了。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冬天，我应邀到重庆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得与陈布雷先生见面。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如果有意，他极愿请适当的人介绍。我回答说，北伐完成以来，许多教育界同人和我自己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唯一希望。因此我们于撰写时论，以非党员的身份，向政府做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这些间接拥护政府的文字虽然未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