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

我到了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重理“粉笔生涯”。因为我在学年的中途到校，我所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无法排在白天，只好在星期一、三、五晚上七点和八点钟上课。这于我尚没有太大的不方便，我却担心没有学生来选我的课。不料每一班上竟有五十多人。他们也许震于“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的头衔，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来。但不久我看出他们都用心听讲，并且手不停挥做笔记。他们的中文程度颇好，但阅读西文书的能力甚为薄弱。他们保持着尊敬老师的古风，例如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全体起立，向我致敬，下课也是这样。我请他们不要“拘礼”，他们仍旧自行其是，我只有更加用心讲授，略报他们对我的特殊看待。 一个学期匆匆过去了。我在川大的第二学年仍旧授中、西政治思想两门课程，钟点改到星期一、三、五日上午十时和十一时，班上的学生增加到七十多人。上课不久之后，发生了一次风潮。抗战前一年校长任鸿隽先生辞职他去，遗职由张真如（颐）先生暂行代理。任、张两位都是川籍的学者。多数川籍教员认为“川人长川大”是“顺理成章”的办法，因此他们相信张真如必然会由代理而真除。教育部另派程天放先生长校的消息传到学校之后，他们大为失望。理学院院长魏嗣銮先生和若干位川籍教授，发起“拒程”运动，邀请守愚和我参加。守愚和我商量，他认为我们是“客卿”身份，不便过问校务，但也“不好意思”置身事外，似乎不妨去开会，看情形后决定行止。我赞同他的意见，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