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相长（二）·清华五年

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到二十六年七月止，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我感谢浦逖生兄给我机会在学术空气浓厚、图书设备丰富的环境中，加紧努力于教学相长的工作，加速推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计划。 那时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阵容”颇为整齐。在我到校以前，系里有四位教授：浦逖生（政治学、政治思想），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钱端升（各国政府），王化成（国际公法、国际政治）。我到校之后，逖生让我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陈之迈兄不久来校讲授中国政府，并于端升移讲中央大学之后，接着讲授各国政府。 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研究。我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的办法是这样的：每一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外，必须阅看我所指定和他们自己搜寻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终了以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我极力鼓励他们在教室里提出问题，以便大家讨论。但他们多“三缄其口”，很少发言。）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大致与此相同。为便利学生做进一步的研讨起见，我从许多书籍里摘选有关的资料，交人抄出，印成“讲义”，随堂发给他们。（同时我选择若干重要的原书，列为指定参考书。）可惜抄录和排印的进度都颇迟缓。清代的资料，抄写未竟，“七七”变起，无法继续完成。所幸已经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资料，我存留了一份，给我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不少方便。 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他们肯用功，不只是因为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