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欲 信[1]

记得四五年前，北平有三两位教授，指斥新诗的晦涩倾向，顺手拾了何其芳等新诗人做例，说是违背了明白清楚的修辞古训。所举人例是否合宜，特别是抒情气质强烈的何其芳，当时已然引起争论。所谓明白清楚，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绝对单纯，唯其经验和内心的活动各有限制，时地相殊，因人而异，你以为显，我以为晦，流入一种相对的个别的形态。人生的经验大致相同，然而并不完全相同。个别的感受亦然。同属人类，彼此自然会有一个共同的趋诣，成功我们领会一切，羡赏文学的最高鹄的。反乎人类的福利，我们尽可一笔勾销。但是临到表现的方式，众口纷纭，自古而今，几乎难得达到一个结论。 那三两位教授有一座靠山，是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在它的第十五章，托氏专就形式的观点，推论艺术的真伪问题，以为艺术感染性的深浅决定它价值的高低，而感染性的深浅，要看另外三个条件的大小程度。 第一，所表达的情感的个性; 第二，表达情感的明白清楚; 第三，艺术家的真诚，那就是说，他自己对于自己所表达的情绪感到的力量。那三两位教授或许有意，或许无意，跳过了第一项，忘却了第三项，仅仅把第二项抡起，心想这样一棒便可以喝退野狐禅的新诗人。 托氏的“情感”最好解做广义的经验。他以为情感越富有个性，越有力量影响别人。杰作之所以为杰作，个性强烈永远是它一个特征。从唐以后，诗人奉杜甫为师法的几乎滔滔皆是，然而杜甫只有一个。后人可以模仿他的辞采 (不见其就那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