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小说的歧途[1]

《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百零六期曾经刊载一篇文章，谈论中国旧小说，提出两个共同的成分： “(一) 是一夫一妻制的性道德的拥护; (二) 是当前的统治势力的维持。”以为“凡是书中有教训的话，有褒贬的话，有作者意向的话，总不出这两点”。一个小说家，甚至于如中国旧小说家，难道全是为了“拥护”或者“维持”，而后动笔行文吗? 是，或许不是。为什么是呢? 我们随便翻看什么才子佳人小说的序言，总不外乎： 从来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风流美事，正不知这句话，自古到今，坏了多少士人女子……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忠烈的才子，奇异的佳人，使人猛醒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的故事。 ( 《醒风流》) 这种教训，或者道学的情调，是中国旧小说家一种普遍的应用; 我们与其全然归于一种士大夫的道德的气质，倒不如分开看做一种作者的权变，一种引人入彀的食饵，或者自欺以欺人的障眼法。他们差不多都不脱最初平话，或者说书人的影响，总想把正文 (小说) 看做闲情，而前后硬嵌上的闲文 (教训) 看做正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旧小说难以来到一种完美的发展，往往离艺术较远，离儒道更近。唯其如此，一离开传统的护符，旧小说便有自生自灭的可能： 作者不想感动人，却想教训人，所以反而失败。他们把现象看做教训的物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大堆旧小说里面，只有很少几部—— 《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具有较高的文学的价值。这少数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