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論讀《詩》

皮錫瑞云：“《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调涌，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测？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赋詩之意。鄭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断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则誤，以断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雖盡遵從。三家亡，而《毛傅》孤行，亦简略，猶申公傅《詩》，疑者則弗傳，未字字解释。後儒作疏，必欲求群，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强執以爲異，軌途既别，满合無由。”皮氏所言，實治《詩》之大難也。《毛詩》故訓，多與《爾雅》扶同。孔子言“多識於獸草木之名”，故治《詩》必先通訓。訓故名物之外，则爲禮制、古韻，此亦清儒之所長也。其成書者，若陳啟源《毛詩稽古编》，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毛詩傅疏》。探輯三家者，則有陳喬樅《鲁韓逍説考》，與《注疏》同爲治《詩》之要籍焉。然古所謂詩者，與樂相依爲用，《樂》亡而《詩》存，其移風易俗之效，始專资於竹帛。自孔子論《詩》，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毋邪”，此論《詩》之總義也。“不學詩，無以言”，“誦詩①三百，授之以政，不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詩》之通於政事與言語也。其許商、赐二子可與言《詩》，則又以其因《詩》而悟及他義。孟子言讀《詩》之法，则主以意逆志。其餘傳記引《詩》，往往断章取義，不知漢初諸儒其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