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論讀《三傳》

《春秋》大義者，最早爲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齊桓、骨文，其文则史，其義则丘竊取之矣。”盖孔子假史文以著義，而寓一王大法於史事之中，故孟子比孔子作《春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以孔子作《春秋》，繼舜、禹、湯、文、武、周公。趙注《孟子》，以素王義釋之，空設一王之法，即《孟子》“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耳。先生曰：“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则《春秋》是作而非述。孟子明言其事、其文、其義，則《春秋》重義不重事，是經而非史。蓋史者，據事直占，爲其事而止。經则以義爲主，凡所纪之事，皆以明義，苟無當於義者，雖大事不悉書，苟可以见義者，雖小事必具録、此《春秋》之爲經，所以與史異也。自古文學興，直以《春秋》爲纪事之史，且以《左氏》五十凡皆周公舊典，孔子據以筆削，则是孔子之於《春秋》，但有鈔録校勘之势，不可謂之作。且時日不詳，始末不具，紀事之史，從無略如是者。”又駁章先生“經史分部始於苟品，以今文學家異《春秋》於史爲非”之说，曰：“不知經史之異，在性質不在形貌。以太史公之閎意眇旨，獨自謂整齊故事，不敢擬於《春秋》，又知經史自有區别。徒執目録家經史部録之法言之，於義無當也。”（《太史公書》不妨附春秋家，而《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