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論經學流變

《漢書·蔡文志》《白虎通義》皆以“五常之道”釋“五經”，骤視其言，嫌於比附，膚廓無當。然吾人欲於經義下一總解，實又無以易之。儒者出於司徒之官，人倫之教，其基礎也。經學之要義，能外於五常之道败？故就经學之影響言，乃一整體之經義，非可以專就一經言也。其中亦有偏勝，可得言焉。西漠之經學，可謂之《春秋》時代之經學也。蓋漢代一統，须有其政治哲學，法家尊君卑臣，宜若可也，然其不重教化而廢禮義，知尊國家而不重民志，可以圆强而不可以安國，故《春秋》興焉。《春秋》之義，王者無外，人臣無將，既足以建强有力之政府，而又能尊重民意，於漠代政治社會，最爲通宜。此漢人所以謂“《春秋》爲漢制作”也。宋代之经學，《四子書》時代之经學也。佛學自漢輸人中國，漢末道教亦興。魏、督、南北朝佛道皆盛，其時儒學雖微，尚足與抗。隋、唐以後，佛法大盛，道教亦爲李唐國教，當時幾無謂儒學。宋儒欲中典儒學，不得不宏義理。初猎出入於《易傳》《中庸》《樂記》，而無统绪。自程子提倡《大學》，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間，與《論語》《孟子》集注，合爲《四書》，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粲然大備。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遗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人焉，則庶乎其不差也。”可见宋人尤重《大學》，而辅以《論》《孟》《中庸》，以爲儒學之要典也。《日知録》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