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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日前中华书局的s先生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得和别后21年的老朋友c先生见面；同时，因为座位的便利，得和你恳恳深谈，慰甚！ 你生长于齐鲁，就业于印度；你的达玲生长于南洋，就学于东北。一个由北往南跑，一个由南往北跑，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两股洪流，合并于一道，二人一见倾心，佳耦天成，这种福分，不知道要几生才能够修到？ 我常觉得，西方文化注重训练专家，东方文化重视培养通人。因为长期训练专家，所以西方的学者能够精益求精，把握细微；因为一向培养通人，所以东方的学者能够领略大体，触类旁通。 其实，这种分法似乎有些勉强，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史上，体大思精的通人也有的是。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美国独立时期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天分那么高明，精力又那么充沛，干一行，像一行，到如今还是极少人能够跟他们媲美。 就英国费边社的几个大台柱而论，他们都是某一部门学术或艺术的权威；同时，他们又能够贾其余勇，撰述优美犀利的时论，给一般读者指示迷津。专家兼通人，通人兼专家，文质彬彬，真是难能可贵。 自海禁大开后，中国的学者和文人的最大的鹄的，莫过于“学贯中西”。百年来，一般知识分子都朝着这目标进行，而他们所采取的最适当的办法，当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这两个警句，曾风行一时；到了20多年前，中国的学者阵营又来个大分裂，有一部分人主张“中国文化本位”，另有一部分人却大胆提倡“全盘西化”。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