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xx： 7年前拙著《欧洲纪行》出版后，曾奉寄一套，请你教正！几星期后，我就收到你的回信，内容除尽量鼓励一番外，还告诉我一些师友的消息。这封信我现在还珍重保存着，等到将来我们晤面的时候，再拿出来阅读，看看我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期望于万一。 回想起来，旅食京华的十年，是我的生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有机会博览群书，我也有机会结交师友。在求学期间，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茶余饭后，高谈阔论；那种乐趣，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毕业后，你赴哈佛求学，直到1935年夏，你才从美国回来。以后两年间，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增加。大家除经常在几间著名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字外，每逢星期日，不是你来约我，便是我去看你。中山公园的古柏树下，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前，甚至致美楼、同和居、全聚德、东来顺，都是我们常到的地方。那时，我们讨论范围逐渐扩大，除纯粹学术问题外，还加上国际问题。 你是从历史到理论，我是从理论到历史；殊途同归，谈起来怪有趣味。在文学上，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都是我们常谈的几个作家。为着研读骈文，你还特地到书铺里买一部《骈文笺注》送我呢。 别后一下子就过了20年。抗战八年间的奔波劳碌，战后12年间的心神不定，弄得我极少和你通讯。我知道，你主编过《燕京学报》，我也知道你对于中国农业史、封建制度史，下过很大的工夫。但因交通关系，你寄来的书籍，连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