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

溯自安清、支谶译经以来，传法最盛，约有三时。一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其影响在为佛法开辟玄学之领域。二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引起《毗昙》之研究。三罗什时代，使大乘之学义理昌明，如日中天。东晋之世，佛法遂深入中华文化，人民对之益为热烈。因道安、慧远等之努力，罗什之来华，以及僧人西游瞻礼圣迹之热望，因而使人愈重视传译与求法。于是晋末宋初，西行之运动至为活跃。南北朝时外籍僧人仍不远而至，此自对于其时释教颇有影响。而晋末北凉之传译，以及其地佛教之性质，与南北均有甚大关系。余故于叙两晋南北朝之传译求法，而特兼述凉州之佛教也。 传来之道路 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东汉末，天竺、大秦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主孙权据有江南，即注意及此。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朱应、康泰并立传记南海、西域、天竺外国事 （详姚振宗补《三国艺文志》） ，惜其书不传 （《太平御览》引有康泰传文） 。不知其所通止于何地 （据《南史·天竺传》康泰在扶南问天竺土俗，则康或未至印度） 。南朝传经求法者，多泛海经今之锡兰、爪哇或婆罗洲诸岛。在中国之交通口岸则有四：一为广州。昙无竭 （即法勇） 西行求法归时，由此上陆。法显往天竺回国时，亦欲于此登岸。求那跋陀罗及真谛来华，均先抵广州。二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