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傳叙文學底産生

前漢是傳叙文學底胚胎時期，後漢是她底産生時期。到了建安時代，她便扶牀學步了。這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所不可不知的事實。 本來後漢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五言詩在前漢已經有了萌芽，但是除了僞撰的虞姬歌，卓文君《白頭吟》，蘇武贈答詩，以及主體不明的《古詩十九首》等篇以外，數不到有名的篇幅。到後漢，便不同了。賦底發展，確是西漢底成績，但是碑銘文到東漢纔産生，直待末年的蔡邕，方能達到最高的成就。史底創作，固然是司馬遷底偉業，但是斷代史底完成，却有待於東漢初期的班固。從東漢到開元時代，除去偶然的例外，一般批評家都把《漢書》推崇到《史記》以上，而且也確有相當的理由。所以後漢在文學史上底位置，不容忽視。現代的文學史家過分重視前漢，還是隱隱地受着韓愈《答劉正夫書》“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那幾句話底影響。 後漢時代開始把本紀和列傳分開，這是觀念底轉變，所關固然止是史傳，但是因爲史傳底獨立，便影響到傳叙文學底生命。在《史記》裡，列傳祇是本紀和世家底訓釋，其實没有獨立的生命。這個情狀，在班彪、班固父子修史的時候，繼續維持着，所以《漢書·叙傳》稱本紀爲春秋考紀，還是司馬遷以十二本紀擬議《春秋》十二公的行逕。但是當時的官書，便把本紀和列傳截然分開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太平御覽》卷六〇三引《三國典略》，後周蕭大圜言：“昔漢明爲《世宗紀》，章帝爲《顯宗紀》。”章帝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