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

在抗战中间，我住在上海，而徐旭生（炳昶）先生从昆明来信，先说起我以前所作的多半是为人之学，而现在他希望至今以后，我专门做的是为己之学，徐先生的原信如下： 《古邦》叙文实属不朽鸿制。其中至新至精，万不容非议之发现，堪填满篇幅。拜读之余，五体投地。先生虽曾有大功于故宫，然终属为人之意多而自为之意太少。因迫深藏，使先生能致力于名山之业，或天之所以特福善人乎？昶此生此世，止希望能读先生此等之十许篇。在昶为不虚此生，在先生则已千秋业成。名世巨制原不能有多少篇。 后来就编这篇叙文及其他若干篇材料合成，在北平琉璃厂来薰阁刊行《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这是我这部书首次的出版；后来在民国三十四年，开明书局有同类书的刊出，实在等于再版。因为我在这部书里有研究祀火的问题，所以徐先生就问到我《楚语》所说的火正问题，由于火正而牵涉到重黎，由于重黎而牵涉到《汉书·匈奴传》所说的撑黎，更连累的说到西藏的腾格里湖，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不只同徐先生谈起，在民国三十六年，我再回到北平的时候，更与王静如先生谈起，他说在阿尔泰语系中有的固然如我在文章中所假定，如匈奴人称天为腾格黎，而且另一种如唐代的突厥语称天为同利，也是同一字。我在十年前，有一次在台湾大学也同李方桂先生谈起这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曾经问他，是不是藏语与阿尔泰语也有关联，他当时回答我说，这个问题谈起来就大了，因此我现在就把当时写的徐旭生先生的这封信转录在后面，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