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在小说方面，出了三个不世之才，根据各自的性灵，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同样温熙的光辐，普照近代小说的旅程。第一个走出十八世纪，充满了十八世纪气息的，是故作奇特而真正奇特的司汤达（Stendhal）。私淑德塔西（De Tracy）的观念论，他利用想象的制作来分析，留下意外长远的影响。第二个是他同代而稍后的巴尔扎克（Balzac），摄取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性研究的大展览。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时代的激流，而自己变做无数青年的楷模。站在浪漫主义的边缘，同情于文学的解放运动，他们运用通俗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使命。然而司汤达的西班牙精神（L'Espagnolisme）的颜色加在十八世纪的情调上面，反而形成一般羡赏的障碍，唯有巴尔扎克，藉着他沉着的意志，多量的生产，得到公众的承认。一八四二年，司汤达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临到巴尔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时候，渐渐出来一批大学学生，敬礼司汤达如敬礼神佛一般。 就在同时，有一个年轻人，将司汤达看了个分文不值。他不了解《红与黑》的人物与旨趣，不了解巴尔扎克恭维司汤达的来由；直到晚年，司汤达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白痴（idiot）。最大的原因是司汤达文章写的“坏”。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也没有逃过他的贬责： “巴尔扎克要是知道写作，该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小说，无论如何演进，依旧等着它的荷马。说这话的年轻人，如若不是狂放，一定抱负很大，看准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