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xx： 先后连接几封信，知道近况清胜，慰甚！ 承赠《中国文学史》四厚册，谢谢！这部书观点正确，材料丰富，而文字也琅琅可诵，可算是后来居上。我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看到一部《中国通史》，这种工作是吃力不讨好，专门学者不敢做，普通文人做不来。它需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兼备的人，才可以动笔，光是阅览资料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十年苦工夫。 从前梁任公既有这宏愿，又有一枝常带情感的笔锋，最适宜做这种工作；可惜他对政治太过热心，致精力分散，没法子完成他的志愿，这是很可惜的。 做人真是难事，没有名望，连吃饭也发生问题；有了名望，时间就要由社会去支配，自己没法子作主。难怪诗圣泰戈尔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后，在私人信件上很感慨地说道：“从今以后，我再也得不到片刻宁静了。” 谁也知道，真学问全是从寂寞中得来。那些显赫一时的政治显要、社会闻人，一天到晚忙着开会、接见、批阅文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连气也喘不过来。假如私生活再不检点，这简直是双斧伐孤树，连生命也保不住，哪里有闲工夫继续做学问？ 我常觉得，搞政治的人，在某种环境下，坐监几年，强迫他休息，让他有多余的闲暇来检讨和写作，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尼赫鲁的三部大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是在长期监禁中写出来的；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他如文学上的名著《天路历程》、《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它们的作者也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