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 ——两地书

因为要郑重地作这一篇文字，下笔有点踌躇。就这样起头吧：假若我们承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则对他的即使是私人生活的材料，也不能轻易放过。这原故是：越是在琐屑的私人生活中，越容易见出那个作家的真面目，无论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都是离不了它的。这没有别的，仅因为了解一个作家是述说他或衡论他的起点。 鲁迅，一如其他的同时代者，是被旧社会所伤损了的人物。因为他有好的素质——聪明和热情，他被伤损的痕迹越发显然。他有领袖欲；他有好名心；他有动物性的生存的观念；他矛盾；他尖刻；他不能容忍。但笼罩这一切，统系这一切的便是他的热情和聪明。他锐感，他反抗，然而他也会规避，他也会有所顾忌。一样的事情，非他来领导，他不赞成；别人作，他不折服；自己不作，他不甘心。他对于左翼文坛的前倨后恭，也不过是这么回事；领袖欲在那里作祟。他不忘名，不但《阿Q正传》的开端上露骨的表示着，《三闲集》的跋尾上也彰彰皎著。假设有人触犯了他，他不肯一下就完，他要曲曲折折的深文周纳，使人感觉着他的纠缠。聪明使他锐感，热情使他没有办法，结果则锐感的聪明变了尖刻，而热情的作用还在，那尖刻便往往没有停息。他没有系统的论文。他没有有结构的大小说。他不能实际上领导青年作有计划的改革。他所能的只是尖刻不休的杂感。第二步呢，他没有锦囊计；幸而他自己却有方法来逃躲，来沉默。鲁迅的行为，文章，不过是他那聪明和热情，拘限于不健全的社会里的扭曲了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