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戏团》与改编

有一次，和佐临先生闲谈，我说，改编小说或者剧本，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灵魂放了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创作，很少机缘遇见一个比较成功的改编。最坏的是换个名姓而已。最好的利用原作的某一点，或者是结构，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境界，或者是哲理，然后把自己的血肉填了进去，成为一个有性格而有土性的东西。说起来方便，一提笔便知道这多不容易了。 《大马戏团》这出戏，从最严格的立场上说，这不算一部创作。安得列夫的《一个挨耳光的人》是它的前身。但是，读完《大马戏团》，有几个人不拍案称奇，说它是今日文学的一个意外的收获。莫里哀的喜剧大多剽袭前人的作品，然而传到今日，使我们心折的不是莫里哀的前辈，而是莫里哀本人。莫里哀把他的灵魂放了进去。他只是随手俯拾材料，至于材料是剧本，是小说，是生活，全不放在他的心上。问题就在他拾起来之后，不苟且，不偷懒，不敷衍，依照一个更理想的计划，朝着一个更高尚的目标，按部就班向前进行。《大马戏团》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师陀先生用了两个多月来改编。假如改编还有意义的话，我想这应当换一个更神圣的字眼称呼，那就是创作。有谁看完《大马戏团》，还会想到《一个挨耳光的人》? 有谁想到了，不转而为我们这老大的中国庆幸? 一位旧俄的大作家供给材料，一个从来不曾接近舞台的无名的中国人完成了这些材料的使命。材料俯拾皆是，问题是你要拿得起，放得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第三场是由绍兴戏的《十八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