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海滨寄简 上》·连士升
xx: 日前拜读大著《文、学与文学》,佩甚!佩甚!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和学根本分不开。第一流的文豪,才有资格做史学家,而史学家是举世公认为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物。 翻开中国文学史,左丘明、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固然是第一流的文豪,同时,又是最有素养的史学家。梁启超在文坛驰骋几十年,到了晚年,仍以史学为最后的归宿。别的不用说,光是《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史》三书,一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面又像韩潮苏海一样,写成洋洋洒洒的文章。近代学人,如胡适、丁文江、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都是学有专长,而文学造诣又极高深。难怪周作人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把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也选入于散文集。因为那篇自序虽然是叙述治学的经过,但行文虎虎有生气,处处引人入胜,绝非平铺直叙,了无生气的文章所能比拟。 治学30年,研究的对象也许有变动,但钻研文字的兴趣却无二致。我常觉得,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钥匙、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关键一样,文字可以说是学问的学问。文字没有搅得精通,看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始终没法子深入堂奥。 多年来,社会人士看见野鸡大学出身的博士非常头痛,这事情不必多说。但是,少数优秀大学出身的人才,究竟与众不同。其中最大的关键,还在于严格的训练。每个学生除了需要博览精研有关学科的名著外,他还要精通本国文字。此外,他至少有阅读两种外国文的能力。这儿可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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