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xx： 日前在一个宴会里，蒙你惠赠《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的草案一份。据说，这个草案已经得到教授会通过，今年秋季决定实施。你知道我非常关怀南大的进展，所以什么好消息，你一定要让我略知一二，盛情可感！ 记得1927年我们刚读大学第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当局曾开办一门必修科，叫做“现代文化”，每周请各学系的主任教授主讲一次。虽然每次的时间不过两小时，但得益却很多，尤其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英文系主任班德莱教授，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他们有关那一系的内容作提纲挈领的叙述，使一般初学开开眼界，知道学无涯，每一门学问都是博大精深，非穷毕生的精力来研究，恐怕不会有任何成就。 自工业革命后，二百年来的学术界大受影响。从前的读书人，对任何问题仅有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即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但是，自分工合作的办法被介绍到学术界来以后，一个学人仅能主修一科，副修一科。到了研究院后，他只能专攻他所主修的一科一门，更进一步，他只能选择一二小题目，作专题研究，然后旁搜博引，写成专门论文，在各有关的学报上发表。事实上，许多新发明，新发现，大多数都在很有分量的学报上一显身手。到了学术界公认他的著作的价值后，这才算是有系统的书籍，成为划时代的名著。著书之难，这儿可以想见。 在治学的方法上，庄子的《养生主》和荀子的《劝学篇》可以说是先得我心。庄子主张“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就是家喻户晓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