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明、清之交，士习之坏，前已言之。然其间亦未尝无殊尤卓绝之士，不为科举利禄所惑，而以道德经济、气节学术为士倡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皆以明之遗民，为清之大儒。其思想议论，皆有影响于后世。而世之论者，或多其反对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学，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诸子之盛者。实则清初诸儒之所诣，远非乾、嘉间人所可及。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其风气实截然为二，不可并为一谈也。 诸儒之学，其功夫皆在博学， 《梨洲先生神道碑》（全祖望）：“忠端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 《亭林先生神道表》：“于书无所不窥……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以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