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二）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三）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时海上之交通焉。 海上交通，为东西两方之共业，而其性质又分为君主与群众之两动机。当元世祖时，专务远略，已屡遣使招谕海外诸番。 《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十六年，遣广东招讨司达噜噶齐、杨庭璧招俱蓝。”“二十三年，海外诸番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阑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曰苏木都剌。”[1] 马哥孛罗奉库噶丁公主至印度，遂经黑海，赴君士但丁，而返威尼斯。 《马哥孛罗游记》卷首：“大可汗遣库噶丁（Kogatin）公主嫁印度藩王阿尔贡（Arghun），派马哥父子等三人为驾驶使，造楼船十四艘，贮二年之粮，行三阅月，至爪哇。又经十八月之久，始抵阿尔贡王之境。尼古罗等闻大可汗薨逝，从此绝东返之念，先至达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