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度。虽无外患，亦不足以自保。盖高宗习于汰侈，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野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借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然当时政治之腐败，不尽由于满人，大小官吏，贪墨狼藉，十九皆汉人也。要亦以劫于满人之威势，其明知其不可，而不得不为之者，观当时诸人之言论可见。 《圣武记》（魏源）：“国朝军需，固皆发帑，无加赋，而州县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边省尤其。乾隆征缅之役，调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朝廷轸念民艰，每站夫马倍给雇价，然多供有司侵润，未必宽差徭以实惠也。其见于赵氏翼《檐曝杂记》者曰：镇安府应兵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每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因藩库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及差毕而给否莫敢过问矣。至黔苗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无，甚有军需告竣，而已加之赋，吏不肯减，遂沿为成例者。” 此仅指边地言也，实则其时州县侵蚀贪冒，所在皆是。洪亮吉《征邪教疏》言之： 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湖北之宜昌，四川之达州，虽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恋妻子，不敢犯法也。州县官既不能消弭化导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