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方学术之输入

《中国文化史》·柳诒徵
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既贡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观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 《上神宗疏》(利玛窦):“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敬献御前。”“臣于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利玛窦入北京后,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余。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名士之归依,则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见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绝对信仰教宗,要皆利玛窦诱引法,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当时士人对于西洋科学需要颇急,致使然也。利玛窦既译几何学[1],又著多种科学书,公布于世。” 然利氏译书教学,初未大用,洎明季因历法之舛,召用其徒,而历算之学始兴。 《明史·历志》:“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时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然亦未及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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