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漢朝的平民文學
《国语文学史》·胡适
因為中國政府用科舉來推行古文是漢武帝時方才嚴格規定的,故我們就從這個時代講起。中國的古體文學到漢武帝時方才可以說是規模大定。司馬遷的《史記》為後代散文的正宗;司馬相如等的辭賦,上承《楚辭》,下開無數賦家,枚乘、李陵、蘇武等的詩歌,上承《三百篇》,下開無數詩家。故我們可以說古體文學的規模從此大定。 但司馬遷、司馬相如、枚乘一班人規定的只是那廟堂的文學與貴族的文學。廟堂的文學之外,還有田野的文學,貴族文學之外,還有平民的文學,我且引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的話一段來說明當日這種民間文學的存在: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鬥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捬缶而呼烏烏。其歌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萁。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 這裡面寫的環境,是和那廟堂文學不相宜的。這種環境裡產生的文學自然是民間的白話文學。那無數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歡,決不是那《子虛》、《上林》的文體達得出的。他們到了“酒後耳熱,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頓足起舞”的時候,自然會有白話文學出來。還有癡男怨女的歡腸熱淚,征夫棄婦的生離死別,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爺娘。廟堂的文學可以取功名富貴,但達不出小百姓的悲歡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淚,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開口一笑。因此,廟堂的文學儘管時髦,儘管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