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

第一节 言论随时变而易轻重 《大同书》是在一特殊情况下写成的。康有为于1902年1月到1903年4月之间，住在印度北方的大吉岭，受到英国殖民地当局的保护，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他想乘庚子拳乱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的企图完全失败。他暂时脱离现实世界，把注意力移向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将来。在此一情况下，他再拾重释儒学之业，并且完成了乌托邦理想的建构。 不过环境很快又改变了。他的劲敌荣禄于1903年的4月死了，他认为可以安全地离开避风港，从事较为积极的活动。他短暂地游历东南亚各地，并重访香港探望母亲之后，于1904年3月22日动身赴欧美，主要是要推展君主立宪，以及看看西方各国的情况。此行结果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社会思想。他不再注重社会的完美与人们的快乐，而重视如何把中国从20世纪列强的压力下解救出来。因此，在完成《大同书》三年之后，他写了《物质救国论》[389]，平实地要求中国赶快工业化。 显然地，康氏的西方之旅加深了他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敬慕[390]（他第一次对西方的敬慕在1879年），也加深了列强灭亡中国的恐惧（此一恐惧刺激了他的戊戌变法运动）。他的结论是，中国除非获得像西方一样程度的工业化，则不能挽救危亡。 同时，他注意到另一值得忧虑之事。19世纪之末，革命情绪在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间勃兴，到1905年的7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391] 同年，革命运动的机关报《民报》出版，与康党梁启超等展开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