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哲学的整合

近代中国的“近代性格”至少一部分得自于有思想之士人，介绍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文明，以使固有的思想与制度系统，适应变动的世界。从1860年代到1910或1920年代，西方的技器、自然科学、政府原理以及哲学，成为尚未完成的西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在此适应过程中，有一感受上的程序。首先是技器影响到物质生活，然后影响到政府和社会的原则，最后触及思想生活的核心。同治年间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五四运动为此三个阶段的高潮。 康有为一直被尊为戊戌变法之领袖，他所提倡的政制思想，经其门徒与赞助者之推波助澜，导致古老的专制政体式微，有人赞赏，有人诅咒，但很少人强调一个事实，即除了戊戌变法之外，康氏在思想上对中国近代化的一些贡献，实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与哲学者的先导。追寻康氏将西方哲学加诸中国思想的拓荒工作，虽然比较微小，却深具兴味。 至少一部分由于17、18两世纪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中国学者们日渐避开政治与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转向较无政治性的知识追求，如习作时文，以及钻入汉学的牛角尖。戴震（1723~1777）可说是当时称得上有独立哲学思想的最后一位学者。[359] 此后一直要待今文经学者，特别是龚自珍（1792~1841）[360]，他走了汉学的曲折道路，重新发现通向伦理与政治问题思考的大道。同时，不附和汉学之人大致接受或模仿程朱理学中的信条，那些信条成为道德规范和政治教条，与形上哲学少有关联。 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