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萧公权
第一节 以儒学为变法之哲学 康氏治经给他提供了社会哲学的基础,同时为他的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柱。他于1891年刚完成《伪经考》一书后,立即开始写作《孔子改制考》,于1896年完成,正好是戊戌变法前二年,而出版时正是短命的“百日维新”前几个月。[206] 此书的主题是在显示:作为学术与道德主宰的孔子,不是历史传统的传承者,而是一位掌握一切永恒真理的教主。康氏旁征博引之余,辩称三代教化之美事实上乃是孔子的制作,并说中国远古发生的事实绝对无法探知。[207] 因此,孔子无从承受以转授给后来的学者,他必须自起炉灶,根据理智来完成他的学说。伟大的人如孔子用不着学术权威或历史证据来证实他的学说,因他够资格创教,以及演成新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即所谓“改制”。[208] 康氏说:创教之权并不独属于孔子。康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晚周诸子都可说是创教的教主。下面一段话特具兴味: 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萌于夏禹之时,积人积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备,于是才智之尤秀杰者,蜂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 孔子是诸子之中的最圣者。人们向他求教诲、求指点。最后到汉代,儒学独尊,完成思想上的大一统。[209] 康氏又说汉朝为以后的其他朝代所不及,就是因为尊儒。[210] 康氏于辩说孔子创教,由后人口述而为万世教主之余[211],又谓公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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