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邃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日：“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日：“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日：“不能。”管仲辞于君日：“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日：“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日：“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虽然户管子非卤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其民。”（《大匡篇》）桓公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