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本文主旨，在就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包括控制与利用），提出若干看法，以供讨论。所谓商人，系用广义，一切行商坐贾、铺户店号，乃至当铺钱业牙行，均在讨论之列。所谓城市，亦取广义，兼指城镇，不论大小。所谓传统中国，时限可长可短。在本文多指帝国时代末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一段，但亦有时兼及前后。 中国传统，远自二千余年以前，早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业，政府对四民之待遇，因有重轻。然就全帝国时代而言，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史记》、《汉书》所载，政府对商人之统制，包括贾人有市籍，不得为吏，不得名田，重其租税，乃至其车马服饰，亦受限制。此种政策，虽起于汉初（或更早），至武帝时，因财政关系，已有孔仅、桑弘羊等，由市井跃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亦渐成具文。此后在理论上，虽仍轻商，实则对于商人之控制与利用，力图兼顾。唐、宋以来，此种情形，更为显著，议论亦略有改变。读史者当就各时代分别观之，始能得其真象。如就清初至中叶一段论之，则对商人之控制，已不甚严，租税负担，亦非特重，政府且颇以恤商自许。利用则积前代之经验，特重“保”（如保商、保结、连环保）“包”（如包办、包额）诸术，颇有成效。 在清代商人入仕，远较前代为易。在隋、唐与辽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但此限制至北宋已见宽弛。据《宋会要·选举》，庆历四年（1044年）定“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其七为“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