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盐政改票

食盐征税，本为财政上一种不良之制度。顾吾国榷盐，远在汉时。虽历有变迁，然常为国家收入之一大来源。清代行盐，其先大抵采用一种引制。就某一区域，按其食盐可能之消费量，归商人担认运销。因运销数量之单位曰引，故运销之口岸曰引地，运销之商人曰引商。每引若干斤，纳税若干，均由政府规定。且担认运销若干，须在规定时期如数销讫，否则仍应按引缴足税银。其后复有一种票制，准商人各视财力所及，认销若干引之盐。照缴税银后，给予盐票，凭票面所载认销数量及指定区域运盐经销。惟盐务情形复杂，素为弊薮。而其税厘(引商纳税不纳厘，票商税厘并纳)，则关系国家收入，其供求又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生活。苟非管理得宜，极易形成严重之局面。故吾国自来名臣怀抱经济者，无不于盐政注意探讨。况清代产盐省区之总督均兼管盐政，故于行盐一事，尤不能不深切关怀，随时有所设施，如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皆其俦也。 浙江行盐，向采引制。由本省之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及江苏之松江七属分管。松江一属包括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及太仓等四府一州，又所谓苏五属者也。每年规定销额：正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余引八万道，余引十五万道。共征课银三十二万数千两。但当道光年间，已每年仅能销至五六成。自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入据江宁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轨，杭州、嘉兴与松江三所所辖引地，逐渐为淮盐所侵灌，浙盐销数益大减。惟绍兴一所因借销淮盐在江西之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