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　禁革田赋浮收

田赋自昔为吾国国库收入之大宗，亦可谓集弊害之大成。卒之，有损于民而无益于国。左宗棠于此颇有所改革，而以湖南启其端。 咸丰四年(1854)，湖南谷贱银贵，而田赋之额外课求尤剧，人民穷于完纳。湘潭一县，平时每年可收粮米银四五万两，至是仅收四千两左右。士人周焕南诣布政使呈求改善征收章程，不纳，扣交长沙县看管。既释出，复诣巡抚递呈，代表人民公意，自愿地丁每两加银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补助军需，又加银四钱补助县衙门办公费用。宗棠以其法有利于人民与国库及本省军需，而无损于官也，力劝巡抚骆秉章准其议。而布政使与督粮道则以其虽无损于官，而究剥夺官之利益，多方反对，幸秉章坚持，严令湘潭县照行；至岁终，收入大旺，竟达十余万两。湘潭漕折最重者，向恒以钱二十五千文纳一石，今乃改为钱三千八百文纳一石，若市价米每石钱二千文，则除即以二千文归国库外，其余以一千文充本省军饷，八百文充本县使用，所谓民减赋而国用增者此也。嗣长沙、善化等县士绅皆起而援例请求。宗棠由是佐秉章就其他各县斟酌情形，陆续依此方针改定。八年(1858)四月，代秉章草奏《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一折，记其事甚详，可见当日田赋之弊害何在，亦可见禁革之方法何在： ……湖南各属钱漕科则，原为轻减。近时民间艰于完纳，不但难期年清年款，并有逋欠数年未能完纳者。臣察访各属情形，虽受弊之轻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