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是一个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命题。它包含两对范畴，一是“中西”，一是“体用”。中与西是欧风美雨东来之后产生的对待之词，不单是区域名称，而且有着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体”与“用”运用的面很广，涉及的范围常因论旨而异，是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和另一对更古老的哲学范畴“道”与“器”常发生联系。怎样运用它们，有唯物和唯心之别。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与同一国度内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既否定又吸收的形式相比，是被逼拶得变了形的。 一 长期以来，学界视“中体西用”为洋务派的思想体系，而又具体地挂在张之洞的名下，一说到“中体西用”仿佛成了张之洞的代号。这种印象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不妨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产生及其阐发过程寻个究竟。 “中体西用”思想，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那是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的两句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话说于鸦片战争期间萌发的“师夷之长技”二十年之后。不管冯桂芬属于什么派(1)，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狂潮正向中国猛烈冲…